关于改善中美海上战略互动的思考

从大趋势而言，中美终将不得不面临新的力量对比现实，相互做出包容和妥协；从意愿来看，中美间通过战争解决海上矛盾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都不大。我们仍有理由保持乐观，问题是，中美如何平稳地度过黎明前的漫长黑夜？双方将可能长期处于战略相持阶段，时间可能是10年，甚至20年。

美国海军“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访问湛江

1月28日至2月1日，应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邀请，笔者赴美国海军战争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围绕海权理论、海洋战略、南海局势和印太战略等重大问题，笔者先后与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China Maritime Studies Institute）、联合军事行动系（Joint Military Operations Dept）、未来海战研究所（Institute for Future Warfare Studies）、海战研究中心（Center for Naval Warfare Studies）、国家安全决策系（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Making Dept）、海上行动与战争学院（College of Maritime Operational Warfare）、战略与行动研究系（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Research Dept）等机构的30余名知名专家进行了两场座谈。座谈之后，笔者还以新著《后马汉时代的中国海权》第5章为基础，在海军战争学院做了“中国海权的中期评估”的专题讲座。

在交流互动中，美方专家主要就海外基地、南海局势和中国的海洋战略三大议题谈了他们的看法和疑问。关于中国海外基地，美方专家普遍认为中方在吉布提的行为符合海洋大国成长的一般逻辑，主要的疑问是中国未来会有多少个基地，以及什么样的形式？部分专家认为中方在海外投资的港口都是有军事目的。关于南海局势，笔者介绍了中国近些年来在南海的克制政策，美方大部分专家对此表示认可，但怀疑这种克制政策的持续性。他们认为，即便中国能够持续克制政策，美方在南海针对中国的行动和压力也不会有大的减弱，因为权力政治的逻辑在起作用。中国海事研究所所长彼得达顿指出，中美南海竞争存在两大逻辑，一是权力政治，这一点讨论得较多；二是法律与规范，即南海相关各国的行为要符合国际法，美方关注“南海行为准则”(COC)的磋商进程，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法律的逻辑。关于中国的海洋战略，基于地缘、时代背景和政治文化传统等不同的视角，美方专家基本上能接受中国海上崛起道路的特殊性，认为中国无法复制美国曾经的道路，中国也不可能在全球层面挑战美国，其疑问在于中国能否开创一个新的海上兴起的范式。对此，笔者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理解，针对性地作了回应和解释，并就“印太”战略、美国南海政策“军事化”等向美方同行提出了自己的关切和疑问。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特别是其中国海事研究所是长期专注于研究涉华海洋议题的全球重要机构，无论是在研究议题设置、基础理论供给，还是数据信息搜集等方面，在国际学界均有着很强的发言权。该院也是中国“海上威胁论”的始作俑者和主要推手，部分专家一贯倾向于夸大中国的能力和意图。与华盛顿DC的一些研究机构过于政治化不同，该院位于罗德岛纽波特市，远离政治中心，尚能在政策立场和学术研究方面保持着较好的平衡。一些专家的观点虽然极端，但还是可以与之摆事实和讲道理，沟通空间和价值依然存在。该院既属于美军高等军事院校，承担着美国海洋战略与政策研究、国家安全战略决策训练和联合作战课程，同时也是美国举足轻重的涉海研究智库，有着强大的政策影响力。与美国大部分智库相比，该院与中国的接触和交流仍显不足，这里的很多专家在论及中国事务时，依据的方法主要是公开文献分析和逻辑推理，缺乏对中国国情的基本了解和情况的切身认知。未来，中美双方都有必要创造更多条件，让这些专家能有更多的机会来华进行学术交流与考察。

此访发生在中美战略竞争全面加剧的背景下，抛开力量对比变化导致的刚性张力不论，中美在战略沟通层面是否错过或正在错过一些机会？就海上领域而言，中美间的竞争是否会一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甚至未来会走向更坏的境地？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在访问和交流中也有些许思考。

首先，中美需要重视双方思维和逻辑的差异，在未来的对话交流过程中，彼此都需要认真学习对方，甚至要学会换位思考。例如，双方对于西太平洋地区力量对比的变化都缺乏足够的准备，当变化发生后，双方特别是美国采取了各自认为合理的措施，这些措施直接刺激了彼此的战略对抗。中国近些年来海上力量的快速发展，加剧了美国的焦虑感，而美国根据自身的经验，以能力界定意图，有意或无意夸大了中国的战略意图。而中方的问题在于缺乏一定的战略意识和战略自觉，虽然实力增强了，但依然奉行的是弱国的逻辑，对自身力量发展对于地区乃至世界的战略影响估计不足，从而不能很好地认知和反馈美国的过度反应。双方都需要时间进行战略调适，中方需要学习成为一个强国特别是海上强国，而美国需要意识到中美海上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权力转移的不可避免性，需要认识到中国地缘环境的复杂性和中国海上行为的特殊性。当前，中美仍在不停地争论或指责对方，谁更有挑衅性，谁是反应式的。其实，如果换位思考，双方都能看到彼此行为中的合理性。

其次，中美海上战略竞争只能管控不能回避。海权和海上地缘竞争在中国政策圈都不是太好的词，问题是竞争事实上已经存在，且在不断恶化。中方若一味回避，反而给人以不诚实感，妨碍战略对话的深入。即便中方主观上没有挑战美国的意图，只要中方的力量在不断增长，在美国看来，就是对其西太海上主导地位的巨大侵蚀。况且中国的维权行动还会波及美国的盟国与伙伴，涉及到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承诺，这些行动也会被美视为对其地区领导地位的挑战。因此，摆在中美面前的最紧迫任务，是管控而非超越竞争。在中方看来，自己已经相当克制，而在美方看来，中方的行为已日益激进。不经过长期的战略试探和战略博弈，双方很难找到新的政策平衡点，超越竞争的前提是双方能够管控竞争，并在长期的海上互动中，摸索出一种新的互动模式。

2018年9月30日，美海军导弹驱逐舰“迪凯特”号(左)和中国海军170舰“兰州”号(右)在南海发生近距离对峙

另外，双方需要进行真正的海上战略与政策对话。从大趋势而言，中美终将不得不面临新的力量对比的现实，相互做出包容和妥协；从意愿来看，中美间通过战争解决海上矛盾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都不大。我们仍有理由保持乐观，问题是，中美如何平稳地度过黎明前的漫长黑夜？双方将可能长期处于战略相持阶段，时间可能是10年，甚至20年。在尽可能去政治化和去民族主义的情况下，应尽快就西太平洋甚或印太地区的重要事务进行沟通，就彼此的战略设想进行实质的磋商，就海上军备的发展进行军控对话或相互限制，就该地区的权力分配和力量对比形成必要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上达成一个包容性的、共存的安全架构。我们必须承认，中美海上竞争的核心是权力分配问题，而非是主权和航行自由问题。如果中美双方迟迟不能触及实质问题，不对对方的合理诉求进行有效回应，而满足于对自身原则和立场的宣示，中美间激烈的海上冲突和对抗将仅是时间的问题。在海上博弈局势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中美如果缺乏战略自觉和权力分享的意识，任何意外事件都可能导致各自的如意算盘落空，甚至进入激烈的热战。

最后，中美需要开放共存的地区海上秩序。现代海权的竞争相当大程度上即是秩序和规则之争，中美海上关系要想保持稳定，还需要有一定的制度或规则去进行约束和协调。鉴于未来中美在该地区均难以建立或维系主导性权力地位，因而，这种规则或秩序必须是中美双方都认可的，它只能建立在协商性的权力结构之上，这需要中美在长期的海上互动中有意识地进行塑造。前提是，双方都必须放弃在西太平洋乃至印太地区建立针对另一方海上安全机制的愿望和计划。

无论中美关系未来如何发展，此类二轨的沟通交流都非常必要；关系越困难越有交流的必要和价值。在这一点上，此访接触的美方专家也有着强烈的共识。